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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关于柳青,我从不拒绝采访“毕业”

发布时间:2020-03-27 14:24:35 编辑: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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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白鹿原》将于2012年9月在全国公映。在此之前,就让大家随着陈忠实的这篇讲稿,一探这位小说原创者的写作脉络和思绪。

演讲人:陈忠实

简 介: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鹿原》(199 年)是其代表作。该作品集家庭史民族史于一体,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复杂的人物形象而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他还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陈忠实文集》,散文集《告别白鸽》等。

阅读提示:■ 这样,这道“原”在近50年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事件,这道“原”上的人也必然经受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过程,故事就一桩接一桩地发生了……

■ 我对叙述语言的探索体会,在叙述语言里用上生活语言有如混凝土里添加的石子和钢筋,增加了语言的硬度和韧性。

■ 无论哪一种写作,完成一篇或长或短的文章,画上最后的标点符号的那一刻,都是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刻。

白鹿原是真实的世界

《白鹿原》一书发表近20年来,受到读者的关爱,从热销进入常销状态,现在每年10万至15万的印数销量,我深感欣慰,这早已超出当初写作时的愿望了。尽管如此,我仍然想到岁月淘汰的无情,只要《白鹿原》依然经受着新的读者的审读过程,被淘汰的可能也就存在着。

“白鹿原”这个世界的存在是客观的。人类在这道“原”上和“原”下繁衍生息了不知几千年。这道“原”,东边不过10公里处是距今6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典型代表的半坡人生活遗址,“原”上也有此一时期人类生活的遗物发现。我曾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这道“原”的北坡根下,却对此熟视无睹,只是关注着“原”上“原”下人在公社体制解体前和解体后的生活变化,希望在这里能够发现一个“上城的陈奂生”或是“造屋的李顺大”。我真正把探视的眼光集中到这道“原”的昨天的历史,是1985年。可以说我发现了现实生活里的白鹿原这个非同寻常的世界。尽力去理解和感受,才写成了小说《白鹿原》。这自然是我构建的一道“原”了,且不敢说是创造。

当初构思和写作《白鹿原》,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写出封建帝制解体后,以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封建理念结构着心理形态的白鹿原上的男人和女人,面对迎面而来的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理念的冲击,原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被搅乱被打碎,以新的文化、新的思想重新完成心理结构的新生的艰难痛苦。这个过程被称作心理剥离。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打碎和重建的心理过程,很难一次完成,每个人物在这个过程中都会经历起码不止“一个故事”。白鹿原这一方社会,整个都在发生着打碎和重构,更不会是一次性完成的。这样,这道“原”在近50年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事件,这道“原”上的人也必然经受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过程,故事就一桩接一桩地发生了……

角色与现实的相互映射

我创作的《白鹿原》,里面有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其中,如果说朱先生是个大儒的话,那主人公白嘉轩就是一个行动的体现者。这其中体现出的道德观念,我们中国人都不陌生,但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具体、这么直观,而我是从文字上把它具体化了。

对中国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我原来不仅不了解,而且自年轻时就持一种批判乃至轻蔑姿态。我自初中开始喜欢文学,读的多是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后来更偏重阅读翻译文本,尤其是苏联文学,受那个时代总体潮流的影响,把传统文化和国学一概斥之为封建糟粕。而当我第一次面对白鹿原上世纪前50年的历史时,有一个人便跃到眼前,就是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兆濂先生。

牛兆濂是清朝废科举制之前最后一科的举人。他是白鹿原下灞河北岸人,距我南岸的家不过七八里路。他在蓝田县开办书院,不仅有南方北方的学子,而且有朝鲜半岛的学生。他钻研并教授的是张载关中学派的理学。我在蓝田查阅县志和相关历史资料时,发现了《乡约》。这份曾经传播中国南北乡村作为宗族守则的《乡约》,是北宋哲学家吕大临的杰作。我在读到《乡约》条文时,不仅惊喜,还有一种震撼发生。直接感受是,获得了透视白鹿原地区人的心理结构的途径。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有一个致命的障碍,便是社会底层的广大乡村以及城市的贫民阶层多为文盲,很难领受“之乎者也”的学说。吕大临的《乡约》大约就是为着打破这道障碍而制作的。其文字直白通俗,易懂易记,规范人的行为十分具体,不仅可以作为所有乡村家族教化族人的守则,而且可以成为家庭规范子弟儿孙的做人准则。我曾自我调侃说,过去看中国人和欧美人的差别,是谁的皮肤白了黄了,谁的眼睛深了浅了,谁的头发黑了卷了直了,谁的胸毛稠了稀了……其实最大的差异在文化心理结构上,我认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是以《乡约》这类作品构架的,欧美各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构件无论怎样大同又有小异,却绝无《乡约》里的一木一瓦。

我不惜篇幅,把《乡约》的前几条照抄到《白鹿原》书里,寓意即在于此。

关于传统道德,是在面对传统文化的大命题时,不可回避地也有了自己的审视和选择。无需表态,我把对包括传统道德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理解都浇铸到朱先生和白嘉轩这两个人物身上了。

作为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传人牛兆濂,是一个身体力行着的白鹿原人。现今所看到的生活现象,已经今非昔比了。浸淫着儒家文化色彩的生活习俗,已经从当代人的生活中悄无声息地消亡了。譬如婚礼仪式,城市里流行一种既不完全仿效西方也非中国传统程序,服饰打扮走过红地毯以及当众拥抱等行为,有点洋气。而婚礼主持人从头到尾倾泻而出的半是正经半是挑逗还有夹带的酸辞浪语,却承继着中国老式婚礼主持人的满嘴顺口溜的习俗……真可谓土洋结合的“成功范例”。乡村青年的婚礼也效仿城市婚礼的程序操办。《白鹿原》书里写到的乡村生活习俗,现在已经基本消隐了,《乡约》规范地做人行为准则早已作为“四旧”破除了。孩子从小接受学校教育,先生们以革命接班人的规范教育学生,家长以自己的做人准则培养孩子,似乎更多关注的是学习成绩,我很难估计传统文化对当今生活发生着怎样的影响。我更难判断这种传统文化将会以怎样的轨迹演进。

文字与爱情

我是关中东府人,关中话是我的唯一一种交流工具。初学写作阶段,看一些我敬佩的作家作品,尤其是写农村题材的小说,看到不同地域许多生动传神的发言土语,很自然地,我就在习作中写进关中方言土语,把许多生僻的土话用了进去。我以为这就是生活气息和语言特色,结果效果适得其反。道理很简单,语言是完成交流的工具,一切生僻到让关中以外的人读了感觉莫名其妙的土话,都成了交流的障碍,肯定倒了读者的胃口。

及至《白鹿原》的写作,我对生活语言的选择已有了一个基本的法则,那些从字面上可以让外地读者领会至少六、七成含义的词汇才用;如果从字面上让人连一半意思都揣摩不来的词汇,坚决舍弃;人物对话语言,尽可能生活化,更争取个性化。我在《白鹿原》的叙述语言里,用了许多生活语言,主要是为了叙述的生动和逼真,避免了任谁都不陌生的纯文字语言的平庸。我对叙述语言的探索体会是,在叙述语言里用上生活语言有如混凝土里添加的石子和钢筋,增加了语言的硬度和韧性。

关于《白鹿原》中的细节描述,记不清哪位大家说过,情节可以任由作家编造,而细节却必须真实。我信服这句至理名言,并体现于《白鹿原》之中。

读或长或短的小说,如果接连读到两、三生编乱捏让人不可置信的细节,便会发生强烈的排斥感,放弃阅读。细节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对于人物刻画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一个个性化的细节对人物心理隐秘的揭示,胜过千言的平面介绍。好的细节的艺术效果甚至是多层面的,即如《白鹿原》中鹿子霖离开田小娥窑洞时说的那句话,“点出了两个人生活状态的差异”。在实施写作时的更为务实的效果,节省了许多描写田小娥窑洞生活一贫如洗之情状的笔墨。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我在写完《白鹿原》后的创作手记,分析了《白鹿原》的创作成因和人物的产生过程。《句子》中谈到,对记忆深处积淀着的生活的发现触发了我对1949年以前乡村生活演变的极大兴趣。而在中篇小说《兰袍先生》的写作时,我撞开了旧中国乡村记忆的木门,陡然涨起探询的强烈欲念,有一种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欲望,继而写作了《白鹿原》。

我写作的历史是一个学习的甚为漫长的过程。197 年我创作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尽管也逃脱不了演绎和图解政策的时病,但就对生活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赢得了甚为强烈的反响。就我自己所经历的探索过程而言,《蓝袍先生》这部中篇是对此前中短篇小说写作的一次突破。这部中篇小说发表不久,评论家王仲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曾写过一篇很有见地的评论。在我的印象里,除了极个别的一出手便铸成不朽的青年文学天才之外,绝大多数作家都是循序渐进,完成一次又一次思想和艺术的突破,从而抵达一个独立的创造高峰的。这方面印象最深的是和我住一栋楼的路遥先生与他在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人生》,不仅实现了个人艺术创作的重大突破,也使一个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发生突破的意义。

创作的过程可以称之为一种对自我的求索。求索可分为两点:

首先是作品要写什么,即作者对生活发生了什么独自的体验和发现,必欲展现而后快。这里我强调“独自”,是说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发现,别人不曾也尚未体验和发现的东西,既不会重复自己也不会重复别人,探索便获得了最高意义的成果。这种新体验和发现,既可能是尚未触及过的生活领域,也可能是自己抑或别人业已触及甚至写过的生活领域,因为发生了既不同于自己也不同于别人的新的体验,就更富于深层发现和体验的新鲜性和独特性。

再者,当属艺术形式的创新。在我理解,艺术形式的创新或选择,是前者即内容决定的,包括语言。要考虑怎样的叙述或描写的形式,才能充分展现业已体验到的内容,从而使艺术富于个性特色。这一点上,鲁迅先生的作品是足以为范例的。无论《狂人日记》或《阿Q正传》,包括短篇小说《祝福》或《药》。鲁迅先生的作品在叙述方式或者说艺术形式上差异太大了。仅语言而论,不敢想象用写阿Q的那种语言怎么可能写狂人和祥林嫂。所以说,艺术形式包括语言的选择,都是为作家业已体验到的内容而苦心求索的。离开了内容而选择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或者没有对生活新鲜而独自的体验,单是展示一种自己感兴趣的新的艺术形式,很难获得期望的效果。

探索自然免不了失败的危险,那么就重新探索,终有获得成功的时候。

在《白鹿原》中,我还有一些对于爱,甚至性的描写。我理解的爱情自然是爱,由爱而发生的情才是纯真可靠的。我欣赏的爱情就是由爱而发生的情。这种爱情首先是对一个人的爱,对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品德也包括才能和形象发生的倾慕之情。如果能恪守这种纯真的爱,而能抵御金钱和地位的诱惑,在物欲横流到横行的当今时世,这样的爱情尤为珍贵。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小说创作中,我几乎没有以女性为主体的作品,不少作品中都是纯粹的男性的世界,最具有这方面代表的是《徐家园三老汉》。文学朋友对我说,你最拿手的是写农村老汉。在我却成为写作中不容回避的问题,因为男人只构成生活的一半。我试图打破这个障碍,写过几篇男女爱情的小说,发表后无人喝彩,反应平平,我便知道女性世界的障碍仍未打通。及到中篇小说《四妹子》和《地窖》,爱情的探索才有了一些令我鼓舞的读者反映。写爱情是为了揭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最缺乏人性的对女人的苛律,也是我前述的把脉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也把握了和她相关的男人的心理结构形态。

再寻白鹿原

《白鹿原》这部小说写得很慢,酝酿和构思整整两年,写作花费了四年。在写作过程中,从内心,从文字的呈现来说更自由。不仅忠实地表达自己,更是无碍地表达自己。我把对白鹿原所写的那段历史的体验与理解,尽我的表达能力作了书写。我刚刚写完的时候,本来不打算拿出来。突然某天早晨听新闻广播,听到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几段语录,当时我喜不自胜,当即加快了修改的速度。

现今,我的写作是一种触发式的写作,无论散文还是短篇小说,都是生活事项触及到某一种神经,发生创作欲望,不吐不快而成篇的。《白鹿原》之后,我的为数不多的散文和短篇小说,都是这样写成的。当然我还有一点可称为“遵命文学”的作品,是遵命文学朋友之命为其著作写的序,我比读文学名著还用心,感知他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溢美是溢他作品所独有的美,不是滥说好话。约略想来,已大约为近百位作家朋友写过序了。我想,无论哪一种写作,完成一篇或长或短的文章,画上最后的标点符号的那一刻,都是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刻。

现在,我回到农村,不仅习惯,而且有一种回去了却“回不去”的缺憾。我曾在2001年至2002年回到白鹿原北坡根下祖居的屋院,一个人住了两年,重新过起少年时期背馍进城上学的生活,差别是从城里把馍背回乡下。妻子在城里为我蒸了馍,擀好面条,我拿回老家,吃完了再进城去背,这是我生活和写作情绪最自在的两年。读书或写作的时候,时有多种鸟儿的叫声传入屋子,抬眼一看,窗外小院里的枣树上有这种或那种鸟在缠绵。这时候的乡村生活,已远非少年和青年时期贫困交加的生活所可比较。我从1 岁背起苞谷面馍到距家50华里远的西安读初中。一天三顿都是开水泡馍,到冬天馍就冻成掰也掰不开的冰疙瘩;“三年困难”时期,连这种苞谷面馍也成了稀罕吃食了。不单是我,我们村子里的乡党,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土地下户以后就告别了苞谷面为主食的生活,过去只有过年才能吃几天麦子面馍(所谓白馍),现在从年头吃到年尾……

现在的日常生活是过去过年都享受不到的好日子。当苞谷、小米等粗粮成为保健食品推向宴席也推向家庭餐桌的时候,我常有一种苦涩溢泛于心。也是因为曾经的艰难,我很难养成论着营养成分吃饭的文明行为,倒是更喜欢郑板桥的两句诗“删繁就简三春树,标新立异二月花。”郑板桥说的是他的艺术追求,在我却联想到我的生活,宜得“删繁就简”,才可能更有利于艺术追求的“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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